宁波仲裁委员会

□ 岳英伦

　　合规是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它既是企业生产力的安定器，也是企业需要承担的任务与责任，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规则之治。202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企业合规迎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学界和实务界群策群力，以求在实践多元、观点分化的合规业务格局中达成话语共识。在此背景下，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于近期逢时而举，其具有鲜明的实践和理论代表性，对于引导合规实践、鼓励业界研究而言意义显著。概括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凸显三重价值面向：

　　第一，注重企业合规的及时性。对于涉罪企业而言，其市场声誉和经营能力将遭受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故“早出罪优于晚出罪”“早合规优于晚合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作为平衡犯罪治理和社会稳定的制度调节器，在帮助企业摆脱传统诉累、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作用显著。然而，企业合规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工作，需要满足必要的实体性要求和程序性条件，因此执法司法机关通常须付诸较为细致繁琐的实体审查和业务流程。在早期的实践探索中，囿于人们对传统诉讼阶段论的固守和对检察主导内涵的误解，企业合规工作通常被限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致使一些案件的证据材料和合规基础较为薄弱，合规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到拖延。因此，合理打破诉讼阶段的限制并将企业合规工作的关口适度前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例如，在案例一中，因涉案罪名涉及专业领域、作案手法复杂，在侦查之初，检察机关即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程序，引导取证并为企业合规事项提前启动准备工作。这种做法取得了两方面成效：其一，强化刑事指控体系一体化建设，引导公安机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及时补充完整证据链条，使得该案件满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合规实体性要件，确保启动条件的可靠性；其二，提前引导公安机关关注该公司运营现状、发展前景等与企业合规相关的问题，会同执法司法机关、监管部门、专家学者，围绕技术与法律问题，针对数据合规的重点、难点深入开展研讨交流，为是否启动及如何开展企业合规程序奠定了工作基础。

　　第二，注重企业合规的专业性。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项，其制定、实施和评估等要素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且程序上须满足相应的规范性要件。应当说，企业合规实施过程中所涉的专业性问题直接决定了企业合规是否具备科学有效性。从内容上看，该批典型案例分别涉及互联网企业数据合规、证券犯罪内幕信息保密合规、中介机构简式合规、矿区非法采矿行业治理、高科技民营企业合规等方面，这些案件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和专业性，需要匹配以恰当的专项合规监管模式。

　　整体而言，该批典型案例在监管模式上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针对专业问题，组建专业化第三方组织，邀请相对应领域的侦查人员、行政机关人员、律师团队、业界专家等参与第三方监管机制下的研讨、听证与评估等工作，有力地提升了涉案企业专项合规监督评估的科学有效性；其二，奉行检察机关主导下的协同监管机制，强化合规监管的系统联动性。例如，在案例二中，检察机关在合规工作中积极发挥全流程主导作用，并探索了“检察建议宏观把控+检察主导第三方考察+检察听证事后监督”的企业合规路径。在案例四中，检察机关建立了以第三方组织为主，其他部门配合的监督考察机制，并探索了企业合规与公益诉讼同步开展的新形式，有效提升了企业合规的系统联动性；其三，探索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在案例二中，监管组织量身定制了12个模块65项评价要素的评价体系，以量化评估的方式评价合规效果等级，确保了合规审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第三，注重企业合规的公平性。企业合规使用对象公平性问题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如何针对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责任主体实施相应的合规处置方案则是关键问题之所在。从该批典型案例来看，合规公平性导向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实际，对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合规整改方案。我国小微型企业占据市场主体，其合规需求切实存在，但传统的针对大中型企业的复杂合规方案显然超出小微企业的承重范围。该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从检察机关近期办理完结的案件中甄选而出，既有针对大中型企业开展的专项合规，也有针对小微型企业开展的简式合规，而后者对于小微企业合规而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在案例三中，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了适合小微企业的简式合规模式，有助于有效激发此类企业实施合规整改的积极性，增益合规公平性；其二，根据合规出罪的刑事法原理，涉罪企业的单位责任和责任人的个人责任应保持适度分离，而非一律作绑定式的出罪处理，这一点关乎刑罚适用的公平性问题。该批典型案例遵循了“责任分离”的基本原理，对涉罪企业和企业成员在合规语境下进行了相对独立、公平的责任评价，依企业合规整改效果对涉罪企业进行出罪处理，并综合全案情况依法对自然人责任进行了合理的从宽处理。